變化與趨勢🧑🏻🎄🏔：對2018—2022年國際傳播研究論文的考察
摘要：文章回望國際傳播研究80多年歷程⛹🏿，重點考察了近5年來的狀況，研究發現🧛🏿♀️🧚♀️：這一傳播學的分支學科👧🏽，自20世紀90年代末伴隨著量變而發生質變以來，至21世紀10年代末再次迎來一個量變與質變同步發生的轉折點👹。其論文數量，自2018年突破年均100篇以來，持續增長，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其研究內容，除延續原有的三個重點（文化全球化、軟實力、新媒介作用）外，還出現了兩個新重點（全球性危機、新媒介負面影響）。其中👱🏻♂️⛹🏼♀️，“全球性危機”成為最受關註的熱點🅰️。同時，其有關中國研究的內容，也體現了五個重點，但不同的是，尤為重視“軟實力”研究，這與中國傳播學界的取向接近。總的來說，國際的中國傳播研究比中國的國際傳播研究更為多樣🏃➡️、前沿🧜🏻♀️。就整個國際傳播研究的對象而言，中國具有僅次於美國的重要地位，但就高質量（高被引）論文的作者而言，中國傳播學界的學術生產力和影響力，尚處於“第四梯隊”👩🏻🎨🚒，亟待加強。
關鍵詞📖：國際比較；國際傳播研究；核心期刊論文👨🏼🎓；研究重點
一、 研究目的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進程日益加深👌🏻，國際傳播研究成為一個熱門領域。盡管國際傳播現象及其相關研究起步很早，但一般認為🧘🏼🥱，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國際傳播研究，是從20世紀40年代逐步發展起來的。其發展呈現出一種為適應時代變化而加速擴容的態勢。據統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0年（即1945—1955年）間，國際傳播研究的數量超過之前30年的總和（以Wos數據庫收錄相關學科論文數量為計算依據）🚴♀️♈️，若將視野再放寬一些👈🏻，則可發現🪚，1850—1970年長達120年間的國際傳播研究成果，一半以上完成於20世紀60年代🤜。
如果說，世界範圍內的“熱戰”“冷戰”都曾有力地推動了國際傳播研究🐕🦺，那麽🫄，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潮流，則更進一步使國際傳播研究成為當代備受關註的學術前沿領域之一。
為了解其演變過程👩🏼⚕️，筆者在Web of Science的“核心合集”數據庫（收錄各個學科的世界一流期刊論文）中，檢索主題為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的論文🏌🏽♂️，要求“精確”，截至2023年2月28日，在剔除“書評”“社論”“會議論文”等非正式論文後發現🌇，自1940年以來🦗👩💻，國際傳播研究的論文數量達到1418篇，其間，有兩個顯著增長的時間節點，第一個是1998年——從1940年至1997年的長達半個多世紀裏，每年成果數不超過10篇（總計71篇），第二個是2018年——從1998年至2017年的20年間，每年成果數不超過100篇（總計617篇），此後，從2018年至2022年的5年中，每年成果數都超過了100篇（總計730篇）。
其結果是，在總共83年裏，最近5年的成果數（730篇），竟然超過了以往78年的總和（688篇）🧑，見表1和圖1。這一事實，從一個側面生動地折射出國際傳播研究從起步到發展壯大的軌跡，尤其是近5年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的景象。為探索這一現象及其意涵，本文擬立足於國際比較視野，以全球範圍內2018年至2022年國際傳播研究核心期刊論文為對象🦝，展開實證性的分析和研究🫶💂🏽。
二、 文獻綜述
（一） 國際狀況
總的來說，對國際傳播學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加以全面總結的綜述性文獻不多🧒🏻，但共識度較高👮♀️。
洪浚浩將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傳播研究狀況，概括為以下三個重點的轉變：1. 從關於文化帝國主義的辯論到對文化全球化的關註🥷🏼；2. 從關註NWICO（即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到關註SOFT POWER（即軟實力）；3. 從關註傳播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到關註新媒介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沈敬國則將國際傳播研究的熱點歸納為🛍：1. 國際新聞；2. 國家在全球化媒介中的定位😉；3. 全球本土化；4. 對全球化的全面反思與批判🤸♂️。
比較兩者，不難發現，洪浚浩的見解更為宏觀，而沈敬國的觀點偏於中觀層面🕺🏼，實際上，後者的“國際新聞”和“國家在全球化媒介中的定位”可歸入前者的第二個重點，即“軟實力”🐵🚣♀️，後者的“全球本土化”和“對全球化的全面反思與批判”則可歸入前者的第一個重點🆓，即“文化全球化”🪕。
卡馬吉（Camaj）通過考察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國際傳播學刊》）、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國際傳播公報》）、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國際新聞媒介》/《國際政治學刊》）等8家主要研究國際傳播問題的專業期刊後發現，快速成長的國際傳播研究正在占據傳播學的中心位置🧙🏿，並且，可提煉出三個相互關聯的重要議題✋🏿，即🧰👩🏼⚖️：1. 國家在全球媒介傳播中的作用🖨；2. 全球媒介文本生產🐴、流通▪️🛜、消費和影響中的結構與文化的關系🈷️；3. 文化的混雜性。
對照上面兩篇文獻，不難看出，其結論並無多少新意，仍可歸入洪浚浩三個研究重點中的前兩個✋🏽，即“文化全球化”和“軟實力”的框架之中🧘。另外，劉嬋君等聚焦於社交媒體，對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涉及“社交媒體與國際政治傳播”的112篇文獻進行分析後發現，有三個主要議題👑，即：1. 社交媒體使用對日常政治參與的影響🧑🦯➡️；2. 社交媒體使用對競選投票的影響；3. 社交媒體使用對社會運動的影響𓀔🔲。顯而易見🥬，其目標並不在於把握全局，而只聚焦於上述第三個研究重點，即“新媒介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毋庸置疑，上述學者指出的轉變或熱點的出現，可謂是一種必然趨勢♙。一方面，它反映了後冷戰時代與互聯網時代（也可稱為後大眾傳播時代）幾乎同時開啟並產生了疊加效應的圖景，另一方面，從中也可以看到國際傳播研究群體與時俱進🧕🏻、創新求變的姿態。
綜上🧑🏻，無論中外學者🤶🏻，對世紀之交以來的國際傳播研究狀況，包括其研究重點和未來走向🛣，具有較為一致的共識🗳，但尚未對近5年來的發展和變化予以重視，尤其缺少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研究。
（二） 中國狀況
就中國而言，由於傳播學自改革開放後才得以引入，因此✭，作為傳播學分支學科之一的國際傳播研究在中國的起步更晚👐🏿，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才邁開步伐。有趣的是，這一時點恰好處於國際傳播學界之“國際傳播研究”第一個顯著增長的節點，也就是發生“三個研究重點轉變”的時刻。
自彼時以來✋🏻，中國傳播學界之“國際傳播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也出現了若幹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研究狀況進行回顧、總結的文獻🗜👧。例如👨🏿🦳，李智將中國學者的國際傳播研究主題歸納如下：1. 媒介帝國主義批判👩🏻🦯；2. 國際傳播能力建設；3. 國家形象建構。與上述“三個重點轉變”對照，顯然存在著一些差異：由主題1可知，學界仍重視第一個傳統重點（媒介帝國主義）；後兩個主題則顯示🥲，學界開始重視第二個新重點（軟實力）🕵️♀️，但較為偏於中觀和微觀層面；總體而言，學界仍不夠關註第三個新重點（新媒介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
另有兩項定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以上概括。一是胡佩對“中國知網”自2000年至2018年收錄的1149篇國際傳播研究文獻進行了內容分析，發現“對外傳播”構成了研究重心🧝♀️。二是張帆和高根茂基於CSSCI數據庫，對其自2000年至2021年的339篇有關“主流媒體對外傳播”的論文開展了研究，發現這一議題的相關研究，自2012年以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同時，研究取向經歷了以下轉變🤸🏼🪰：“對外宣傳→對外傳播”🚋，“讓世界知道中國→讓世界了解中國”🧑🏿💼，“借船出海→建構中國特色的對外傳播路徑”🧡。
總之，與國際傳播學界相比，中國傳播學界較為關註第二個重點的轉變，即開始重視“軟實力”的研究🦋🧓🏽，但並未全面展開，而是特別著力於“對外傳播”“國家形象”等中觀🫳🏽、微觀層面的應用性、策略性研究🖐🏿。這一狀況，固然與中國的後發態勢有關🌘，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國情使然。
基於以上文獻和思路的梳理👨🏽⚕️，筆者的問題如下： 從1940年至今的83年間，國際傳播研究在前半個世紀裏的步履相當緩慢🚨，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才迎來了轉機👨❤️👨，開始蓬勃發展🧑🏼🎓，如果說，在此過程中🥄，量變（即論文突破年均10篇而向100篇提升）與質變（即三個研究重點的轉變）是大體同步的🔄，那麽🆖，21世紀10年代末以來的量變🤸🏽♂️，是否意味著質變呢？換言之，對國際傳播研究來說，2018年是否構成了一個新階段的開端呢🙇🏻♂️🪃？如果是，有哪些證據或理由🧮？作為全球國際傳播研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國際傳播研究自然不能閉門造車，而理應對這一重要問題加以審視🤽🏿♀️、思考，努力給出具有科學性、前瞻性、啟發性的答案。
本文的研究問題🔹，可具體表述為：Q1：近5年來，國際傳播學界之“國際傳播研究”的整體情況如何？有哪些研究議題🕣🐌？作者情況如何？Q2：近5年來，國際傳播學界之“國際傳播研究”的高被引論文情況如何？有哪些研究議題💁🏼♂️？作者情況如何🧑🦼➡️？Q3：近5年來，國際傳播學界之“國際傳播研究”中有關中國研究的情況如何？有哪些研究領域、議題和重點？作者情況如何？
三、研究方法
為盡可能全面了解國際傳播學界近5年來的“國際傳播研究”狀況，本研究使用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結合的研究方法。
就定量分析而言，采用科學知識圖譜方法。即通過Cite Space 6.1.R6 Advance軟件，如前所述🚈🫳🏽，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數據庫中，檢索近5年來的主題為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的論文👩👦👦，剔除“書評”“社論”“會議論文”等非正式論文後🚴🏼♀️，獲得730篇論文🤾🏿👷，接著🚇，再檢索與China相關的主題，經過人工閱讀，剔除不符合要求的論文後📧，獲得63篇論文🍢🦖，這730/63篇論文🙃，就構成本研究的分析對象。圖譜分析類型為🙋🏼👩🏻🦽：keywords（關鍵詞）🦶🏽、author（作者）🪮🩸、institution（機構）等。
就定性分析而言🔙，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即基於定量分析的結果，進一步對這些論文的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理論應用等展開定性分析◽️，並運用比較視角，著重比較中外異同。
通過以上方法的運用，筆者期望在把握國際傳播研究整體狀況的基礎上，對其當下的特征與今後的走勢🏄🏼，給出一些具有啟發性、前瞻性的看法。
四🐘、 研究發現
（一） 整體情況
如上所述，近5年來👨🏽🎤，國際傳播研究的國際核心期刊論文發表，躍上一個新的臺階，每年都超過100篇，總量達到730篇。如圖2所示，其走勢呈現“馬鞍”形狀，從2018年的119篇👩🦼➡️、2019年的141篇，到2020年的172篇🤓，形成一個頂峰後略有下降，從2021年的157篇到2022年的141篇。從總的趨勢看👍🏽，可謂在波動中持續增長，可以預料👩🏿🍳，今後仍將逐步上升👩⚖️🆔，不久就有可能突破200篇乃至300篇。
（二） 研究議題
本研究最重要的是，了解近5年來國際傳播學界之“國際傳播研究”集中或者說重點關註、探討了哪些內容。為此，筆者借助Cite Space軟件👩❤️👩，進行主題聚類分析。需要說明的是0️⃣，該軟件一次聚類能給出的類目數量有限，且各次聚類的抽象層次🧮、使用概念不盡一致🧟♀️，因此💎，為了更準確、完整地探究事實👳🏼♂️，筆者先於2022年11月10日進行第一次測量📯，後於2023年2月28日進行第二次測量，再將兩次結果結合起來加以分析，從而得出最終結論。
首先，第一次測量以Title（標題）為聚類標準🏂🏻，獲得703篇論文（占總量730篇論文的96%）的9類研究議題🧑🏫，如圖3所示👳🏽♂️：international student（留學生）、armed conflict（武裝沖突）、open access publishing（開放存取出版）、visual framing（視覺框架）、crisi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危機傳播策略）🕛、foreign affair（外交事務）、state disinformation（國家虛假信息）、media fragmentation（媒介碎片化）🍠、UNHCRS public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聯合國難民署公共傳播策略）。
其次✊，第二次測量以Title（標題）為聚類標準🔲，獲得730篇論文的9類研究議題，如圖4所示😞：country-reputation（國家聲譽）、ebola epidemic（埃博拉疫情）、editorial board（編輯委員會——指國際核心期刊的編委會）🐃、news production（新聞生產）、international print media（國際印刷媒介）、international student（留學生）🍦、social media（社交媒體）、online media（在線媒體）、perpetual crisis（永久性的危機）。
最後🐘，參照前述洪浚浩提出的三個研究重點，對先後兩次測量結果進行“合並同類項”👝，結果如下（為簡明起見🫅，議題僅以中文表示，A、B分別代表第一次🧙🏽♀️、第二次測量）：
文化全球化——留學生（A）、開放存取出版（A）、編輯委員會（B）、國際印刷媒介（B）、留學生（B）
軟實力——外交事務（A）、視覺框架（A）、國家聲譽（B）、新聞生產（B）
新媒介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社交媒體（B）、在線媒體（B）
由上可知🕉，第一次🍕、第二次測量各有4+7類=11類研究議題可歸入三個研究重點的框架🍯，但有7類議題溢出了此框架，經過思考、整理，它們可構成另兩個研究重點：
全球性危機——武裝沖突（A）🏇🏼、危機傳播策略（A）、聯合國難民署公共傳播策略（A）、埃博拉疫情（B）🕺🏿、永久性的危機（B）
新媒介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國家虛假信息（A）🖕🏿、媒介碎片化（A）
總的來說，兩次測量的結果是高度近似👨🏭、相互補充的🧑🏼🌙，雖然，從文字看😡👨👨👦👦，只有一項即“留學生”完全一樣，但實際上，其他類目也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開放存取出版”與“編輯委員會”“國際印刷媒介”就在很大程度上重合；同樣，“外交事務”“視覺框架”與“國家聲譽”“新聞生產”也是如此。需要分析的是，“社交媒體”“在線媒體”這兩項議題的措辭其實是中性的，通過閱讀相關論文，發現其中包括了正面和負面功能🙏，如此，“國家虛假信息”和“媒介碎片化”就提供了一個重要啟示👩🏼🔧： 有必要將新媒介的“消極作用”與“積極作用”分離出來，凸顯為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最新重點——新媒介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同時，“武裝沖突”“危機傳播策略”“聯合國難民署公共傳播策略”以及“埃博拉疫情”“永久性的危機”等五項密切相關的議題，則組成了另一個反映當下新變化的最新重點——全球性危機🏄🏿♀️。
（三） 論文作者及其機構
從發表論文的作者看，最高產的是德米·馬丁（Marton Demeter）（5篇），其次是喬爾·惠倫（D Joel Whalen）（4篇）🛰、曼努埃爾·戈雅內斯（Manuel Goyanes）（3篇）🎅🏻🧜，其余為約塔姆·奧菲爾（Yotam Ophir）、張天鐸（Tianduo Zhang）、大衛·尼古拉斯（David Nicholas）、阿方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丹尼爾·斯特拉瑟（Daniel S. Strasser）🪆🍱、加布裏埃爾·賈拉巴（Gabriel Jaraba）、德羅爾·沃爾特（Dror Walter）（皆為2篇）。他們之間的中心性均為0👉🏽𓀉，即不存在合作關系。就國籍而言👇，美國居首🕠，占到半數即5人👜，西班牙次之，為2人，而英國、巴西🐝、匈牙利各為1人。可見，歐美發達國家占壓倒優勢。
從論文作者所在的機構看✒️，人數最多的是西班牙的馬德裏康普陸滕斯大學（Univ Complutense Madrid）（14篇）👩🏿🍳，其次是瑞士的蘇黎世大學（Univ Zurich）（11篇）和西班牙的馬加拉大學（Univ Malaga）（9篇）🤍，再次是西班牙的巴利亞多德大學（Univ Valladolid）和胡安卡洛斯國王大學（Univ Rey Juan Carlos）（皆為7篇）📃，最後是澳大利亞的昆士蘭大學（Univ Queensland）和昆士蘭科技大學（Queensland Univ Technol）、西班牙的塞維利亞大學（Univ Seville）和卡斯蒂利亞拉曼查大學（Univ Castilla La Mancha）🧔♂️、美國的佛羅裏達大學（Univ Florida）（皆為6篇）🏉🦴。這些機構之間的中心性也是0🚍💹，顯示它們之間並無合作。
這一排名，可謂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最為顯眼的國家是西班牙，作為曾派遣哥倫布遠航的海上強國和歐洲第一強國，延續了其放眼世界、關註全球的傳統，在10家機構發表的78篇論文中，占據6家機構，發表了49篇論文👰♂️；作為前殖民地的澳大利亞也表現不俗，占據2家機構🥌🤽🏻，發表了12篇論文👨🏻🦳；而僅有800多萬人口的瑞士🧏🏼♂️，作為全球創新指數第一的國家🐻❄️🤹，也占據1家機構，發表了11篇論文👨🏿💻，甚至超過排在末位、只占據1家機構🧑🌾、發表了6篇論文的美國。
不過👃🏽⚛️，需要指出，這只是“點”（單一機構產出數量）而非“面”（國家總量）的情況，從總量看🦹🏼，仍以美國為首，對730篇論文作者所在國家的統計顯示🫢，前10名的排序為： 美國（200篇）、西班牙（140篇）🤵🏽♂️、德國（56篇）👩、英國（50篇）、中國（45篇）、澳大利亞（43篇）、俄羅斯（30篇）、加拿大（25篇）🤜🏻💆🏼♂️、荷蘭（21篇）🍜、瑞士（17篇）🫰🏻。可見，“點”與“面”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入圍“點”的四國即美國🫸🏽、西班牙、澳大利亞👷♂️、瑞士，都在“面”裏占一席之地🧚🏻，而排在第五的中國🤾♀️，雖未入圍“點”，但作為躋身“面”之唯一的發展中國家👮，顯然有很大的潛力。
至此，就可回答問題1了： 近5年來，國際傳播學界之“國際傳播研究”的整體情況可概括為，在波動中持續增長；對主要研究議題的考察表明，除了延續原有的三個新重點之外🏃，出現了兩個最新重點🧎♀️➡️；從作者及其所在機構🙆🏻♂️、國家看🐦，仍呈現為“西強東弱”的態勢。
（四） 高被引論文情況
為了更具體、深入地把握近5年來“國際傳播研究”的熱點和趨勢📤，也就是回答Q2，本研究對高被引論文進行了考察。在總計730篇論文中🥞♦︎，被引量達10次及以上的論文共有62篇，剔除非英語論文以及受數據庫限製而無法獲取的論文後，可供分析的高被引論文共有52篇。
1. 研究領域
從高被引論文的研究領域看🧂，如圖5所示，“文化”類論文最多🧗🏿，達19篇，被引量也最大，達283次；其次是“政治”類13篇，被引249次；再次是“健康”類7篇，被引121次，復次是“安全”類4篇🚛，被引126次🕡，以及“科技”類3篇，被引37次💴，“環境”類2篇，被引26次🤨，“經濟”類1篇👨🏽，被引50次；最後，還有若幹論文難以歸入以上領域（如平臺治理🤽🏽♀️、企業管理等），則歸為“其他”類🏌🏿♀️，為3篇，被引172次。
2. 代表性論文
由於研究領域的分布只能提供一個大概的研究輪廓，因此🫳🏻，筆者進一步選取各個領域被引次數最多的一至兩篇論文加以觀察，並參照上述三個新重點（2018年之前），再加上兩個最新重點（2018年以來）⛏👨🏼🌾，分析各類論文研究重點🫸🏼，以窺一斑而知全豹。
（1） 文化類論文研究重點： 文化全球化
a. 納文·頓圖（Naveen Donthu）和薩提斯·庫瑪（Satish Kumar）對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國際廣告學刊》）展開實證分析🍨2️⃣，提出該期刊應修復其休眠或退化的研究主題，如整合營銷傳播等，並出版特刊，舉辦各種以作者為主的活動，如國際會議等，以提高聲譽🤳🧅，更好發展👨🏽🎨。
b. 弗洛倫斯·恩赫爾（Florencia Enghel）和馬丁·貝塞拉（Martín Becerra）回顧1992年以來拉丁美洲的傳播研究，發現其在理論建設和作者隊伍方面的貢獻都十分有限，為縮短差距🧗🏿♂️，亟待增加學者之間的跨境互動🤧。
（2） 政治類論文研究重點： 軟實力/新媒介作用
c. 克裏斯·韋爾斯（Chris Wells）等發現🖖🏿，特朗普的推文轉發量，對幾乎所有媒介類型都有重要影響🧚🏼♂️，這種吸引註意力的機製為特朗普僅有🛻，這一發現🏊🏻♂️，既顯示了媒介環境的混合性🫷🏿，也突出了社交媒體作為引擎的重要性。
d. 亞當·薩弗（Adam J. Saffer）提出，可以從兩個方面推動公民社會網絡公共關系理論的發展。其一，通過整合多個利益相關者問題的視角😯🤖，擴大民間社會研究的範圍🪞🫃，以應對混合跨部門利益的網絡面臨的挑戰；其二，研究人員和從業人員都需要敏銳地意識到，在國際公民社會網絡中培育社會資本的復雜性。
（3） 健康類論文研究重點： 新媒介作用/全球性危機
e. 傑拉德·戈金（Gerard Goggin）發現🦸🏼♀️，COVID追蹤應用程序在澳大利亞公共衛生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降低了新冠病毒的感染率，但新加坡在開發和推出類似應用程序時，采取了更加不引人註目的方式，因為新加坡民眾不願像澳大利亞民眾那樣推廣使用該程序。
f. 皮拉育·查羅恩蘇蒙科爾（Peerayuth Charoensukmongkol）和蒂普努赫·彭松索恩（Tipnuch Phungsoonthorn）考察在COVID19情境下，危機溝通在私立國際大學員工的感知不確定性和情緒疲憊中的作用，發現感知不確定性在危機溝通與情緒疲憊之間起著負相關的中介作用，而員工從社會支持中獲得的非正式溝通，對他們在危機期間依賴正式溝通來減少不確定性的需求起到了補償作用。
（4） 安全類論文研究重點：全球性危機/新媒介負面影響
g. 瑪倫·博克特（Maren Borkert）、凱倫·費舍爾（Karen E. Fisher）和伊亞德·亞菲（Eiad Yafi）發現🐕🦺，新抵達德國的難民積極利用他們可獲得的資源和技能逃離苦難🍝，如家庭關系🫴、創造性解決問題的方案、對信息質量的理性評估等，而“難民都是逃離苦難的被動受害者，除了生命，他們一無所有”是一種需要消除的刻板印象。
h. 丹尼爾·基爾文頓（Daniel Kilvington）借鑒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批判性地理解在線交流🧘♂️、互動和行為👧🏽，發現虛擬平臺影響了用戶的行為，並加劇了網絡仇恨的表現，因此🌟，許多在線平臺已成為虛擬仇恨平臺🫐。
（5） 科技類論文研究重點：新媒介負面影響/全球性危機
i. 伊多亞·薩拉查（Idoia Salazar）認為📳，AI和未來快速發展的技術👩💼，將給新聞從業人員帶來不穩定性，而社會必定接受人工智能來作為有助於改善生活方式的技術👩🏻⚕️，與任何技術一樣，其不當使用可能導致危險，如數據的濫用等，因此，有必要製定一套國際道德準則，規範人工智能在當下和未來的倫理問題。
（6） 環境類論文研究重點：全球性危機
j. 塞尼亞·波斯特（Senja Post）↔️👨👨👧、卡塔琳娜·克萊寧·馮·科尼格斯洛（Katharina Kleinen-von Königslöw）和邁克·謝弗（Mike S. Schäfer）發現，發達國家的新聞媒介比新興經濟體的媒介更頻繁地將造成氣候變化或助長本國相關問題的責任歸咎於自身，更多地指責本國或其他發達國家，而不是發展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國家。
（7） 經濟類論文研究重點： 文化全球化
k. 賈廉睿（Lianrui Jia）和德維恩·溫塞克（Dwayne Winseck）通過研究百度👨🏿🔧、阿裏巴巴和騰訊三家公司的年度報告和其他財務文件，發現它們作為“資本主義企業”的特征，及其與國際投資銀行、風險投資基金和其他外國投資者之間的緊密聯系🌎。
對上述論文的統計結果表明，從a到k👩🏻⚕️，合計11篇論文的研究重點分別為：“全球性危機”5篇（e、f🎗、g🆔👰🏿♀️、i⛅️、j）👐🏻，“文化全球化”3篇（a、b、k），“新媒介作用”3篇（d💟、e、c）🌒，“新媒介負面影響”2篇（h🌝、i）👙，“軟實力”1篇（c），因部分論文存在兩個研究重點，故合計歸類14次/篇。
由此可知，在這些相對最受關註的高被引論文中，五個研究重點都得到體現，而且，兩個最新重點即“全球性危機”“新媒介負面影響”的排序分別為第一🎟、第四，足見它們已是當前名副其實的熱點🤹🏽♀️。
3. 研究對象（地域）
除研究議題外，這些高被引論文究竟關註了哪些國家和地區🐶？
如表4所示，美國高居榜首（13篇），其次是中國（5篇），再次是德國、西班牙和英國（皆為3篇），復次是澳大利亞、瑞士🧜♀️、俄羅斯、拉丁美洲、非洲🫃🏿、歐洲（皆為2篇）🤵🏻♀️，最後是新加坡、泰國🚶🏇🏼、以色列、法國、意大利、加拿大⚃、菲律賓、韓國、芬蘭😖、巴西👩🏼🏫、印度、肯尼亞、南非☆、亞太地區和中東地區（皆為1篇）。
若不論地區（還算均衡），僅從國家看，合計為21國、46次⚓️，其中，就頻次而言➙，美國占28%，中國占11%，其他國家都在7%以下🙅🏽♂️，顯見美中兩國在當前全球格局中的重要位置，但就國家性質而言🤟🏽🤱🏼，則仍以發達國家為主👨🏽🔧，占62%（13國）👩🏻🦯🩹，不過，中等和發展中國家也獲得相當程度的關註⚄，占38%（8國）。
4. 作者所在國家
從高被引論文作者所在國家看，如圖6所示，美國仍高居榜首（17篇）♈️，其次是西班牙、英國（皆為9篇），再次是匈牙利（6篇）、德國（5篇）和瑞士（4篇），復次是加拿大和瑞典（皆為3篇）🍴，荷蘭、挪威和芬蘭（皆為2篇），最後是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卡塔爾➛、泰國、印度、澳大利亞、阿根廷、南非、法國、韓國👩🏿🚀、巴西和菲律賓（皆為1篇）。
對比研究對象（地域）和作者所在國家，當可發現🪀，兩者不太一致，它們的前八名分別是： 美、中🤳🏿、德、西、英🛀🏻、澳🈳、瑞（士）、俄vs美👩🦽➡️、英、西、匈📔、德👨🏿🦱、瑞（士）、加、瑞（典）🤚🏻，前者意味著國家的重要性，後者顯示了學界的生產力，其中，加下劃線為兩者一致，即： 美、德🧑⚖️、西、英、瑞（士）等5國，而未加下劃線為兩者不一致，即：中、澳👩🏼、俄（重要性超過生產力）🎳、匈、加💁🏼♀️🥷🏼、瑞（典）（生產力超過重要性）等6國。如果以10篇以上（美國）為第一梯隊，6—9篇（英國等）為第二梯隊，2—5篇（德國等）為第三梯隊，1篇為第四梯隊，則中國生產力方面尚處於第四梯隊👐🏼，亟待努力。
綜上，對問題2的解答，可簡述如下🧎♂️： 近5年來，國際傳播學界之“國際傳播研究”高被引論文🧑🏻🦳👴，在重視文化、政治領域的同時，對健康、安全、科技、環境、經濟等領域都有覆蓋，且對五個研究重點都有體現🧏🏼♂️，與整體一致🖱，尤其凸顯了對“全球性危機”的關註；其研究對象（地域）較為廣泛，相對聚焦於美中兩國👨🏻🏫，但其作者方面仍呈現“西強東弱”的局面。
（五） 中國研究情況
如前所述，在總計730篇論文中，共有63篇（占8.6%）與中國相關的論文可供研究🖤，簡稱中國研究論文，筆者以此為考察對象🫕，回答問題3。
1. 研究領域
從這些論文的研究領域看，如圖7所示，集中在政治（25篇）、文化（22篇）和經濟（10篇）領域👳♀️，其他包括健康（3篇）、環境（2篇）和遊戲（1篇）等領域研究偏少。與上述高被引論文（作為國際傳播研究核心期刊論文整體的縮影）對比💔，其更凸顯了對政治、經濟領域的重視，其原因可能在於™️，當下的中國既占據著國際政治關系中的突出位置，又發揮著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重要影響。
2. 研究議題
由於這些論文的體量較小🙇🏻♀️，因此👨🏿⚖️，筆者使用Cite Space軟件，只進行了一次主題聚類分析𓀋。以Title（標題）為聚類標準🍽🧑🦳，獲得63篇論文的9類研究議題➿，測量結果如圖8所示：international media research（國際媒介研究）🥷🏼、website communication（網絡傳播）⛸、watching CCTV Africa（觀看CCTV非洲分臺）👼🏿⏯、corporate political advocacy（企業政治主張）🆚、international conflict（國際爭端）🧑🏼🚀、korean corporate（韓國企業）、humanitarian savior logics（人道主義援助邏輯）💪🏻、multi-disciplinary study（跨學科研究）、good news（好新聞）🦘、twitter（推特）。
仍以前述五個研究重點為參照，筆者對9類研究議題進行“合並同類項”，結果如下🧑🏼🏭：
文化全球化（2類）——國際媒介研究、跨學科研究
軟實力（4類）——國際媒介研究、觀看CCTV非洲分臺、企業政治主張👮🏽♀️、好新聞
新媒介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3類）——網絡傳播🤸🏽、推特😥、韓國企業*
全球性危機——（2類）國際爭端♒️、人道主義援助邏輯
新媒介對社會的負面影響（2類）——網絡傳播**、推特**
由上可知，在中國研究中，五個重點同樣得到體現，內容也較為多樣，但與整體研究相比，一個顯著的特點是，“軟實力”研究的數量居首，這一取向與中國傳播學界相同👮🏻♂️，或者說，“國際的中國傳播研究”與“國內的國際傳播研究（以中國‘對外傳播’研究為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關系。不過🏗，總的來說，前者相較於後者，還是更具有多樣性、前沿性。這也可說是理所當然，如上所述，中國作為研究對象，有其自身特點🦹；此外🥞，如下文所述😟，中國研究論文的作者，多為中國學者，原本就是中國傳播學界的一員，因此，他們就擁有了雙重屬性🥖：既具備國際視野👮🏿♂️🖕🏻，又了解中國實際。
3. 作者所在國家
從論文作者所在國家看🧑🚒🎳，如圖9所示👯♂️，中國居首🏌🏿♀️🫔，為29篇，占27%，這並不意外，但有趣的是，美國僅次於中國🖕，為27篇，占25%🦻🏻，兩者合計超過半數🦈，達52%。由此可見，美國傳播學界對中國的重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赴海外學習、訪問或工作的中國傳播學者和學子較為集中在美國的事實，在總共177位作者中，由姓名可推測為中國出身的達74位🕓，占42%，他們大多在美國院校。
同時🏊♂️，歐洲國家對中國也較為關註，包括英國（8篇）、法國和澳大利亞（皆為6篇）、西班牙（4篇）、德國和荷蘭（皆為3篇）、瑞士、挪威、意大利🧑🏿🎤、瑞典、芬蘭（皆為1篇），合計為35篇，占32%，這一比例甚至高於中國和美國，其原因不僅在於歐洲與中國的緊密聯系👳🏼♀️，也在於有一定數量的中國傳播學者和學子在這些國家學習、訪問或工作；亞洲國家中，韓國最多，為3篇，馬來西亞次之🧥，為2篇，新加坡、日本皆為1篇😠；其余國家中，加拿大、巴西🏄🏻♀️、波蘭、俄羅斯皆為2篇🏆，阿根廷😲、新西蘭皆為1篇。
至此，問題3就可解答如下： 近5年來，國際傳播學界之“國際傳播研究”中有關中國研究的論文🏓，約占9%，數量尚屬可觀；與整體研究相比，其研究領域更偏重政治👩👩👦👦、經濟🖕🏻，折射出中國特有的狀況🍇；同時，對五個研究重點都有體現，但尤其凸顯了對“軟實力”的關註；其作者以中國學者居多，約占四成🈂️，美國🧙🏻♀️、歐洲學者也不在少數。
結 論
本研究回望國際傳播研究80多年的歷程✹，重點考察了近5年來的狀況🧫，發現這一研究領域或者說分支學科，自20世紀90年代末伴隨著量變而發生質變以來👍🏼，至21世紀10年代末再次迎來一個量變與質變大體同步發生的轉折點。目前就稱其跨入了一個新階段，可能為時尚早，需要更長時間的積澱和觀察，才能獲得定論💇♂️。盡管如此，通過對近5年來國際傳播研究核心期刊論文的實證研究🆚💁🏽♂️，筆者確實發現了國際傳播學界之“國際傳播研究”出現了一些值得註意的最新變化和重要趨勢。
第一💽，從論文數量看🪙，自2018年突破100篇以來，持續地在波動中增長👨🦳，可能未來不久將超過200篇乃至更多，呈現出一派方興未艾的繁榮景象。
第二🛵，從論文內容看🪲，一方面🧍🏻♀️🏰，延續了原有的三個新研究重點🙎🏻♀️，即文化全球化、軟實力、新媒介作用◾️，另一方面，又出現了兩個最新研究重點，即全球性危機、新媒介負面影響👎🏿。聯系近5年來全球各種危機頻發🧑⚖️、新媒介弊端層出不窮的現實🤳◽️，不難看出，傳播學界的研究切實回應了社會的需要👰🏻♀️♢。
第三，從研究熱點看🤸🏼♀️，對高被引論文的考察表明⛰🤝，近5年來🤦♂️，國際傳播學界在重視文化、政治領域的同時，對健康、安全🚼、科技💂🏽♂️、環境、經濟等多個領域都廣泛涉及，顯示出研究興趣的多樣性🌅，同時🧑🏻✈️🎺，對五個研究重點都有體現，與整體一致，但值得註意的是↖️，尤其凸顯了對“全球性危機”的關註🎵。
第四，從中外差異看，對有關中國研究之論文的考察發現，相比之下👳🏼♀️，中國研究更突出了對政治👆🏻、經濟領域的重視，折射出其在國際政治關系中的突出位置💠Ⓜ️，以及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重要影響。同時，中國研究較為多樣，也體現了五個研究重點，但與整體研究不同的是，尤其凸顯了對“軟實力”研究的關註🙎🏿，而相對不太重視“全球性危機”“新媒介負面影響”等最新重點👨🏽🎤，這一取向與中國傳播學界相似。換言之，“國際的中國傳播研究”與“國內的國際傳播研究（以中國‘對外傳播’研究為主）”之間存在著某種互動關系🧭。
第五，從研究對象看⛹🏼♀️🈯️，中國具有僅次於美國的重要地位🧑✈️，雖然總的來說，“北主南輔”的格局依舊，在所有研究對象中🎗，仍以發達國家為主（逾六成），但中等和發展中國家也獲得相當程度的關註（近四成）🍟。不平衡的狀態有所改善。
第六☺️，從論文作者看，需要強調的是，“西強東弱”的格局尚無太大改變，就中國而言👡，雖然其作為研究對象的國家重要性居第二位👲，但體現為（高被引）論文作者的學術生產力或影響力，尚處於“第四梯隊”，亟待加強🙋🏿♀️🦩。
作者👨🔬：張國良🤜🏼，意昂体育3平台特聘教授，全球傳播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邵欣悅，意昂体育3博士生🪒。
來源：原文《變化與趨勢：對2018—2022年國際傳播研究論文的考察》刊於《意昂体育3平台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9期（第16-32頁）。
